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保障国家治理被置于法治思维中，才能使现代国家治理遵循法治的理念、原则和规则，才能调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以及国家机关共同依法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的共治效果。

而且，考虑到法定货币在法律强制力上的地域性，禁止私人数字货币也难以实现限制跨地域线上私人数字货币的存在和流通。据此，AMF为ICO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监管选择：（1）发展自我监管环境，即适用软法，根据最优实践规则，使之接近监管沙盒的非强制性规则。

首先，声誉约束机制是一种具备隐形约束力的非正式契约，是重复博弈的结果。EBA邀请欧盟立法者和监管者在短期内立即采取措施，特别是需要申报的私人数字货币市场参与者，如私人数字货币交换平台和保管的钱包提供者等义务实体，必须遵守欧盟反洗钱指令。及/或（3）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不具法定货币地位的价值储存物（即在送交债权人时，是有效及合法的付款要约）。与域外法域相比，我国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法定数字货币路径，强调货币的法定性和强制性属性，自2017年就明文禁止了代币发行融资。1. 美国：定性证券并加强监管 美国证监会（SEC）早在2013年就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投资采取了执法行动，声称其实质为证券，并在2014年发布的私人数字货币投资者预警中提示：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数字货币的兴起为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担忧。

2. 从政府直接监管走向第三方护卫间接治理 区块链技术的支持者主张，用技术本身建立一个纯粹公开、透明的链上网络，能实现完全的去中介化或去第三方治理。私人数字货币既可能因为随着初创科技企业的成长为投资者带来收益，也会因为ICO缺乏适当的披露规则成为欺诈的手段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私有财产-私有财产负值。

在中国法律制度中，主要表现为宪法、法律上称为国家权力、国家的权力、公权力、职权、权限的现象，还包括事实上存在于中国法律制度中，但宪法、法律没有用术语统一概括、比照其他法治国家的制度可称为公职特权和公职豁免的现象。18.法权平衡分为法权体量（或占比）平衡、法权强度平衡和法权体量—强度综合平衡。[24] 牧野英一著：《法律之进化与进步》，朱广文译，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8页。这些方面的属性是法权说的基本概念区别于传统哲理法学一般理论的基本概念的显著特点，也是其优势所在。

3.如果将法权说比拟为一幅色彩斑斓的投影画面，那么，它的底色一定是代表经济利益的色彩，这是可经验地感知的真实，绝对不是人们凭主观感受通常容易疑心的那样，是法权论者故意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极致的结论。仅把权力界定为一个依凭实在法而定的概念。

从文字描述看，这些资格都是特权，用传统形式标准完全不能识别它们是不是属于权的范围，或者即使凭直觉认定它们在权的范围内，也不能进一步识别它们是权利还是权力。人们不禁要问：如此罕见、如此可有可无的概念，能否作为基本范畴存在？难道这不违反现实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相适应的原则？ 先看看秦文关于法权说对权利义务的现实地位、理论地位的否定和对权利权力现实地位、理论地位的肯定，是否过分拘泥于具体的经验或一已的生活感受的问题。相对于把握法现象的第一层次的本质，研究者准确把握这第二层次的本质更为困难。在两个模型的客观世界，这种正反两面在财产层次相应地表现为：一国全部财产-一国全部财产负值。

[31] 李景禧、刘子松：《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一版、1935年第二版版，第49、第193-220页。再说，按权力识别实质标准确认的权力中，有为数不少的种类（如各种公职特权、公职豁免）的强制力低于权利的高强度部分（如大公司因资本体量和集中程度形成的强制力），因而不可比。[8]应该可以说，这本书记录的和在其后三年又有所发展的法权说，较之在2003年之前论著中的反映，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和完善。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否则没有意义甚至有害。

15.应该确立法权结构平衡理念。（五)法权说的基础性分析模型[14] 本文作者研究法学问题的哲学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遵循的思路和使用的话语属于哲理法学而非经验主义法学。

传统的权力识别标准，是一权当前，马上看其强制力的有无，倾向于把凡是有强制力的权都看成权力，把无强制力的权都看成权利。（3）剩余权的次级范畴，如道德权利，默示权力、暗含权力（在获合宪、合法确认之前），等等。

任何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现象分类和分析框架。这五个概念中有些是原有的，有些是首创的，原有的需要适应新的理论背景做重新定义，首创的需要做艰苦论证。法学到底应该用权、总体权或其他某个更合适的名词记载一国全部财产和一国全部利益的整体现实表现（即法内法外各种各样的权）这一内容，今天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12] 这里的公共利益指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公共利益，不同于由道德（包括公德和私德）维护的公共利益。这种鉴别结构符合它们本身的客观性质。用法权一词实因别无更好选择。

但与此同时，法权说承认义务的重要性并给予了它应有的法学地位，这集中表现在从上世纪末起，此说一直将义务定位于法学的七个基本范畴之一。另外，作为思维形式，法权概念的内容是人对于权利权力统一体范围和实质的认识，是客观的，法权这个语词只是记录人对于相关客观认识的文字载体。

起初我也曾认同过当时盛行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法理学，但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深感权利义务理论完全不足以解释宪法现象和公法现象，[3]不得不花了相当工夫探寻既可解释私法现象，又可解释宪法和公法现象的法学基础理论，本文所称的法权说正是这个探寻过程的产物。不明不白地将权力含义往权利概念中拉，实际上是污染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也污染汉语的权利一词。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权力 法权说 权 。或许，列举17个命题已经超出了基础性的范围，但好在法学不是数学，容许有一定弹性。

关键词：权利 权力  权  法权说   识别标准 法权不是中国宪法或任何一部法律使用的术语，而是反映、记录一个法学研究者对权利和权力统一体认识的法学概念。合理最起码的要求是说得通，近情理，不用超学术超逻辑地强说硬撑。前者是正，后者是反（或负）。另外，公共机构内部的贪腐、浪费等消极现象会不同程度地减少经费向权力有效转化的数量和比例。

法权论者一直使用同时也展现在法权分析模型中的权力、权利综合识别实质标准运用了三个具体衡量尺度，其运用结果体现在相应的三点结论：（1）权力是以公共机关或公共机关委托、授权的组织为主体的权能或资格，但不包括公共机关变换身份以民事主体名义运用之权。其实，剩余权概念也是如此，其现象层面的表现实际上是权的法外部分，十分常见，即法外之权、道德权利、道德权力、应有的权利、道义权利、获得法律制度认可前的默示权力或暗含权力等等，其后面的利益内容和财产内容在法权模型里一望即可知，不再赘述。

在客观的法对象世界里，第二纵行展示的那些基本的法现象是主观世界里的权、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五个概念分别指代的、能够直接或间接为人所感知的研究对象，包括我国宪法、法律直接记载的现象和在宪法、法律中并没有记载但用适当方法能够确认其存在的客观实体（可称法学实体，如法权）。对于秦文这方面意见，法权论者一直记着，法权说也一直在尽力弥补中。

经济利益对法现象的全局性贯穿作用，可以用一幅在有底色的屏幕上投射不同色彩的光形成的五彩缤纷的画面来做比喻。[27]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等等。

另外，某些权利的简写，如财产权、人身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分别直接是权利的次级范畴，而某些权力的简写，如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监察权，则分别直接是权力的次级范畴。当我知道宪法、法律、政治、政策、方针、时间、政党、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革命、政府、原则、民主、自由、平等、义务、解放、科学、思想、资本、阶级等数量巨大的汉语名词来自日本时，[35]我就感到当代中国法律学者自己提出新概念时和接受国人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时可能都过于谨慎。这让人想起托夫勒借以提出社会权力概念的《权力的转移》一书，此书将权力定义为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认为权力主要由财富、暴力和知识构成。因为，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经济生活，权力现象突出到了与权利平起平坐、甚至超越权利现象的程度。

何以没有道理、不能成立？法权说中权力概念的外延虽含盖宪法、法律明示的国家权力、权力、职权、权限、公权力和公职特权、公职豁免，但确实限于法的范围内。秦文对法权说提出的批评，我拖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才答辩，当年在所在大学忙于非学术俗务耽误回应时机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思考不成熟。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还要看到，秦文在相关自然段提出的关于权力的问题，基本都是运用以强制力为根本特征的传统识别标准确认权力而形成的。秦文对法权说生命权财产内容的描述恰好有将被批评者的原意做变形化处理和自树靶标的问题。

法权分析模型还分别展示了由五个基本概念构成的主观法学世界和作为其反映对象的三层次客观世界各自内部的关系或联系。（4）法权（faquan）：作为学者运用抽象力把握住权利和权力统一体后赋予它的名称，其内容是法律保护的全部利益和归属已定之各种属性的财产，外延为权利、权力可指代的全部各种法现象。